一块石头就是一段历史。这是我最近从一块石碑中得到的启示。
那是56年前“五四”纪念日立于祖国西南角昆明的一块石碑。冯友兰碑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一碑三杰。看了之后你会惊呼：那岂止是一段历史？简直是一部内蕴深厚的文化宝典！
当时，凶残的日帝国主义已经垂下了它那罪恶的头颅，组建于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也准备结束自己的使命。为纪念这段特殊的历史，联大决定立一块石碑。因为冯友兰有着极好的文采，教授们便推荐他写一篇碑文。
纪念碑揭幕那天，联大校园和风丽日，冯友兰身着素装，站在高台上，朗诵自己撰写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他的声音庄重铿锵，回荡在空旷的校园上空，将师生们的思绪带到了那战火纷飞、浓烟滚滚的战乱岁月：为避日祸，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行囊裹脚，跋山涉水，餐风露宿，徙长沙，蛰南岳，驻足昆明，开垦蒙自，筚路蓝缕，建设校园……一幕幕悲壮的景象随着冯氏抑扬顿挫的语调浮现在大家眼前。而今“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的战时使命业已完成，即将返回故里，各兴其业。然而，八年的辛苦支撑，八年的通力合作，八年的生死之交，着实令人感动，令人留恋，值得纪念。冯友兰列了四条值得纪念的理由：
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此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能有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其可纪念者四也。
西南联大确实值得纪念。它是中国教育史和中国科学史极其重要的一页。虽然只有八年，而且是在战乱中的八年，但它创造了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迹。它所拥有的庞大的教授阵容，在中国是空前的，在世界也是罕见的。教授们背着亡国之痛，奋笔疾书，疯狂工作的精神，以及创造出的辉煌业绩也是史所未闻的。新中国成立后，首批190名自然科学学部委员中，就有118人来自于西南联大。放眼世界，如此盛景，难觅其二。
冯友兰一口气陈述了四个“可纪念”的理由，有理有据，情文并茂。这个受过“黄调”洗染的鸿儒，此时充分发挥其朗诵的才能，一段文章被他读得有声有色，气势袭人。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只有那浓浓的河南方音在空中滚动。当读到“南渡之人，未能有北返者……‘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时，全场一片唏嘘悲叹之声；当读到“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时，群情振奋，众目生辉。整个会场被“河南音”牵着鼻子。
冯友兰的弟子们盛赞这篇碑文，认为它“有论断、有气势、有感情、有文采、有声调，抒国家盛衰之情，发民族兴亡之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篇大文”。
冯友兰也极其珍视这篇文章，视为平生的得意之作。其得意之处不仅在于它写得极有文采，极有才气，更得意于它是中华历史上一段极其特殊的历史的写照。这些散发着作者的爱国热情的文字均匀有致地站立在被指定作碑的石头上，使这块石头不再浑浊、僵硬、冰冷，而变得充满智慧，富有生命。
1980年，冯友兰的小女儿宗璞到昆明，带着对童年生活的追忆，带着对父辈们那段生活的景仰，特意去瞻仰此碑。然而由于时过境迁，事是人非，岁月的年轮似乎已抹去了石头上当年的光辉。它蜷曲在校园的一角，为繁茂的草木掩遮着，若不特意找寻，还真难见其尊容。宗璞感慨万分，信手写下一首小诗：
那阳光下极清晰的文字
留住提炼了的过去
虽然你能够证明历史
谁又来证明你自己
它无需谁来证明。历史没有将它忘记。现在，在西南联大的重要成员北京大学的校园里，未名湖西北角荷塘旁的草地上，就矗立着一座新碑。它概括了那段特殊的历史。这就是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那天树立起的联大纪念碑的复制碑。
谁说“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这块碑注定要流彩溢芳，与西南联大的光辉一起，留在史书上，留在联大人的心中，融注于我们民族的记忆里。
记一块流彩的石头。
作者：赵金钟
（原载于2002年9月27日《河南日报》）
初审：蔡湘楠、戴碧妍
复审：乔景璇
终审：李妙芝
